• 论文答辩顺利完成,而且服务器空间到期。本博重新开张。

  •  昨天去了上海规划馆才知道,原来莲花小区楼的倒掉是早已在市政府的规划之中的。下面是规划图:

    下面是实景图:

     

     

  •    一个活了14000年却只有35岁的历史学教授,讲述的故事引人但显然有些胡扯。一个笃信新教的基督徒面对这个共事了10年代的同事声称自己就是耶稣本人 时,她愤怒地否认这种亵渎,特别是这个人把一部神圣的《新约》用十个词说出来时。虽然一部《达芬奇密码》已让我们对这种扯淡有些习惯时,然而电影还是表达 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导演绝不是想拍一部《达芬奇密码》这样的好莱坞式冒险+悬疑电影,而是想表达一种假设,假设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切不过是另一种虚构,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接受 “真实”。历史在各个时代人的皱染下已经变成传奇和神话,那些费劲心力去“证实”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终结是要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穴居人的故事吗。电影观 众最终会像影片中的那几位听故事的人一样,默默告诉导演,说“谢谢你讲了这么好的故事”后,尽兴地离开了影院。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切。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大鱼》,一位从小到大听着父亲编制的一个个故事长大即将也要做父亲的人,厌烦了父亲这些谎言,在父亲即将离世时想找出“真相”。在他质 问父亲以及通过其他人确证故事后,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父亲临终前,他为父亲把他的那个故事继续编造下去,父亲死后变成一条大鱼回到了他来的地方,而这个 故事在他儿子的口中继续流传。
       “真实”如此平淡无奇,索然乏味,于是我们才更喜欢神话、传奇,喜欢故事。我们看电影、小说不也是希图让自己远离那个无情、残酷、不公、失意的“真实”。

  •   在一场“杀人游戏”中,被其他人投票判死的人(无论是否是真的“杀手”),除了对自己的辩词不力而叹口气外,就只能按下心来等待下一回合游戏的开场 了;而投票者这时要么自夸英明决断而找出了真凶,要么对冤死的人抱以轻松的一笑而已。无论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参与者,或许“杀人为乐“才是让他们“游戏” 的本意。
      然而,当面对一项死刑判决,恐怕死者无论如何也不会按下心来等待他那“三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的下一回合人生了;陪审员们也会在投“有罪” 票时审慎地检视所有的证据,行使“合理怀疑”的权利,他们任何轻率的决断,都可能使得死亡变得和游戏一样随便。一如《十二怒汉》这部电影,更确切的说是一 场“陪审员的杀人游戏”——幸运的是,这里的游戏者最终都“搁置”了自己。
      让人设身处地的去“同情”被告人,这并非“陪审员制度”的初衷。在“杀人游戏”中,每个参与者尽可能地想让自己玩到游戏结束,从而对于不涉 及到自身“误判”总是忽视,甚至有可能以自己“决定性的投票权”去助长这种误判。同样,每位陪审员总有自己的私事、私情和私利,在一项并无自身瓜葛和厉害 关系的投票中,他们也会 尽可能“快”的达成一致。因此,要求每位陪审员保有“同情”如同要求他们“利他”一样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如何能保证一场“杀人游戏”中有投票权的审判者不至于因为自身各种利害而能达到一种正义上一致而不是误判上的一致呢?我想最重要的是每个参与者能够“搁置自我”。所谓“搁置自我”不是让人放弃他的私利,而是暂时搁置,进入到一个能对话的公共空间。
      每个人的利益都少有共同之处,即使部分利益而达到的共识,最终不过是沆瀣一气而已。影片中陪审员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11票有罪对1票无罪,这 个结果虽然对于陪审员来说是次优,因为他们在节省各自的时间和精力上有共同利益(当然还包括逃离闷热密室的共同渴求),最优的结果就是胁迫那位反对者投降 就可以了,但那样却是所有可能中对被告来说最坏的一种结果。
      对于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