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官方偏见

作为观看或是“被”观看主旋律电影的观众来说，我不得不承认，至今在观看这样的电影时，仍然会有一种莫名的体验。特别是在英雄人物英勇就义时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之类的台词时，浑身冷不丁的会激起鸡皮疙瘩。

从生理学上讲，鸡皮疙瘩是人在发生恐惧、害怕等精神情绪变化时，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水平增高，立毛肌收缩，毛发直立的现象。生理学对于鸡皮疙瘩的描述巧好契合了美学的崇高理论。康德把崇高视作人在遭遇不可估量的空间或强大力量时，人们体验到一种认知无助、无法理解。或者人们会强烈感受到生理无能、无力抗拒压倒性的力量。但在深陷痛苦、难以确定或倍感耻辱中，主体又很快突然被拯救，重新对人类的理性的尊严、坚不可摧的人性的道德力量有了信心。

主旋律电影通过刺激视觉而激起的心理变化进而凸显在体表上的鸡皮疙瘩现象，就是一种崇高体验。恐惧、害怕等情绪直接来自于主体面对客体庞大的空间体积和巨大的力量时的无助，而同时期肾上腺素水平增高和交感神经兴奋则同时是一种被拯救回后的美学体验。

当然，鸡皮疙瘩起因还源自于台词的肉麻，以及作为一个观众深怕周围人洞悉自我内在情感的焦虑。虽然早已有意识的清洗被灌输的“哲学”，但主旋律电影刻画在儿时情感中枢上的烙印却依然难以抹去。这种焦虑非常尴尬，其与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一书中，回顾自己在观看一部文革期间的电影《春苗》时获得的尴尬相同，那就是一方面对于电影拙劣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程式化的情节作呕，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在的情绪会被影片夸张的表现所感染，甚至潸然泪下。

对于普通的读者或者观众来说，一部影片或小说能引起观众某种情绪，如感动或激愤或者鸡皮疙瘩，然后在看完后就能立刻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心理中去，这或许是现代人观看电影或文学作品的基本要义所在：进电影院就是为了享受一次情感的渲泄，一次集体式狂喜或悲情。然而，当询问为何自己情绪如此变化，什么东西激起了内在情感反应时，观众就转变为一个研究者。

与国内研究者开篇就关注于民族、国家等当代或历史“大”问题展开的思路不同，个人体验是欧美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博士甚至硕士在进入正式研究阶段前，需要在提交研究计划时附上一份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或动机信（Motivation Letter），其内容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申请者从其个人体验出发而上升到学理上的讨论实则已成为一种常规。研究者自我在历史中或事件中的感触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来说。例如周蕾在《写在家国以外》的序言从其自身“不懂中文”开始着手研究香港在“中国”及“大英帝国”之间的尴尬身份，并最终质问后殖民研究遭遇非西方国家时面对的问题。

王斑从其自我体验开始酝酿“进而研究中国文化中美学与政治的纠结”，其关注的核心就是为何崇高造就了自身的尴尬处境。而革命影片所激起观众产生崇高感以及鸡皮疙瘩，正是通过将个体的情欲转移到政治和革命的叙事中去。它并非是清教徒式的压制个体情感，而是十分乐意通过政治的手腕去宣扬它。情感的利用非但没有削弱而是强化了电影的意识形态力量。伴随着庄严的号角和激昂的乐趣，电影镜头描绘了一个踏上革命生涯的主体在经历了不断的考验和失误，终于上升到历史主体崇高的位置。从《青春之歌》到《聂耳》等一系列主旋律电影无一不采取了相同的崇高化逻辑，他们在观众（也是群众）的潜意识中，在他们感官、情感、欲望以及快感的层面上再造了意识形态。

实际上，从“美学”这门学科诞生的18世纪开始，美学就与政治一直纠结在一起。康德1790年发表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就是试图通过美学来沟通理性与道德的鸿沟，如果说康德的美学最多关注还只是伦理道德上的问题，那么席勒从1793年开始陆续发表的 《审美教育书简》直接就以时代的政治问题开始，途经审美，又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终。如果把政治视为一项艺术，那么美学正是关于诸多对立之间所处平衡状态的一种描述，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正义”也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状态，一种智慧、勇敢和节制三种美德能各安其分而不逾越的平衡。虽然柏拉图要将美和艺术驱逐出他的王国，而席勒却要建立一个“审美王国”，其实两人之间的分歧还不算太远。

 席勒煞费苦心地把美学作为政治的救治之道，与中国在20世纪初一开始就把美学作为一剂政治和国族的疗救方案是同一思路。王斑详细的分析了王国维这位看似艺术神圣性、独立性的卫道士，在其著作中却隐藏着一股以美学美育与艺术体验来解决和治疗其时代情绪消沉和道德败坏等弊病的暗流。“王国维所开的良药，就是宗教和美学：下层社会施以宗教，上层阶层化以美学。”（第10页）在战乱纷争的20世纪前半部分，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不遗余力的试图通过美学上的拯救来造就一个新的国民，这与身体上的拯救同步进行（见黄金麟著，《历史、身体、国家》 新星出版社2006）。此后，1960年代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而美学作为一门有标准教科书的课程也正是肇事于1960年，王斑注意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其时正逢“三年灾害”时期，在身体遭逢匮乏的时代，中国正是依靠美学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80年代又一次出现了一股“美学热”，其时美学实际上担任起了人文启蒙的角色。

在经历了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渗入一切的泛滥期后，再谈论美学或艺术与政治的话题似乎没人搭理。这与西方的左派思想（新或后马克思主义）再次被引入中国所遭遇的情形类同。在一个人人避开政治、莫谈国是的时代或许是其之幸，因为我们终于从那种干预自我私生活的强权政治中解脱，可以沉浸在自我爱好或审美趣味或对金钱的无止境追逐中；也是时代之不幸，毕竟政治是人得以维系其自由的基本保证，无人过问政治意味着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时代让人去“寻找政治”之时，也是其岌岌可危之时。倘若政治尚不至于危及我，我就避而远之。然而，当真正危及之时，人又显得特别能够容忍，因为时代风气已经如此，我们习惯了在政治上的沉默。因此，伊格尔顿说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60年代政治运动退回到书摘里进行自我反省或学术革命。 

与美学在理论上总是试图参与政治叙事一样，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通过创作实践着其政治目标。至今，电影作为娱乐与国家政治仍然纠缠不清，每逢国庆或党庆或军庆时，毫无例外的会有主旋律电影奉上献礼。或许是为了躲避主旋律电影的崇高话语，后现代主义通过“恶搞”的反讽式作品，从民族神话到国族英雄，尽其能事地进行崇高的解构。在官方看来，这些恶搞就是一种对其精心所搭构起来的“伟光正”和“高大全”的崇高形象予以搞恶，这一点尤其让其担忧，因为“崇高”叙事的神话会在后现代的“恶搞”洪流里湮没、崩塌。因此，互联网所上传播的恶搞作品遭遇到了严厉的封杀。值得注意的是，禁令并非以互联网的管理部门信息产业部所下达，而是由主管电影与电视审查的广电总局所发布。从其越权的政令中，凸显了作为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的广电总局所具有的政治洞察力。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刊载于《独立阅读》第4卷2-3期

幼儿园开新年晚会，学校会为这学期参加区里各种竞赛获奖的小朋友再次颁发奖励。有一位小朋友获得了绘画比赛的第一名，老师问她拿到奖励后想要说什么，该小朋友回答到，“我首先感谢园长和各位老师的栽培……”话未说完，下面家长先沸腾起来，有的说“这小孩长大了肯定有出息”，有的则不屑的说“想不到父母竟然把这样大的小孩教的如此世故！”。

比起幼儿园那位小朋友，周洋的获奖感谢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眼里看来，似乎说的太像没受过教育，或者至少是爱国主义教育。周洋获得奥运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冠军时，被问及获奖感想时说：“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就被官员批评说，“运动员得奖感言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

的确，1991年出生的周洋，15岁就进了国家队，可能还没来得及接受“感言培训”就拿到了金牌。于是，这位副局长就表示今后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要保证运动员在获奖后的感谢不至于纰漏了国家。由此看来，虽然离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的“解放思想”已经过了30多年，但这种将国家放在首位、集体利益至上的思维定势看来并没有多少改进。

国家即使出了不少钱来培育一个人才，无论个人努力的动力来自于自利还是他利，最重要的首先是承认其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该官员要求运动员首先感谢国家，其潜在的含义在于周洋能获奖首要在于国家的培养，其次才可能是周洋的个人努力，以及父母作为其内在的动力。周洋的动力从其感谢上看在于为了父母的他利而非自利，很难想象如果支撑其奋斗的动力仅仅是“为国争光”的话，她是否真的会取得现在的成绩。

个体的不被重视在科学研究上很容易看出来，一项科研成果如果其归属权不属于研究者，而首先要先归功于国家的话，我们很难看到科技的进步，更别获得提诺贝尔奖了。反而观之，任何以集体、国家的名义所从事的研究希图为国家取得技术领先的地位时，除了造假其研究结果往往是无疾而终。

国家与个人之间在感谢词上的排坐坐争夺，显现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南辕北辙。正如周洋的父亲所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如果副局长的德育推行的顺利，那么恐怕我们今后也难以听到这样令人感动的感谢了。就像那位从小就被灌输了先感谢集体、感谢领导的幼儿园小朋友，已经学会了盛行这个国家的两套话语：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最简介的“潜规则”定义。

爱国教育最后演变为“谎言”教育。不知道这是个人的可悲，还是国家的可悲。

刊载于《1984先锋队》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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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自杀、被就业、被捐款、被小康、被代表、被失踪、被结婚、被涨工资等以“被”为前缀的短语在2009年迅速窜红互联网，并成为网民评选的2009年年度词语，甚至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被时代”。每一组由“被”字所构成的词汇都对应着一组具体事件，本文已无需再分析每一个“被”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而是要深究“被”字如何成为一种“话语政治”。

汉语习惯使用主动语态，很少使用被动语态。当使用被动语态时表达的是主体不情愿做的事。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所说，汉语的“被动式所叙述的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并非一切的叙述都可变为被动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 第353页）王力认为，使用被动式与汉语的欧化有关。“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同上,第334页）英语中使用被动语态的频率很高，这也是中国英语老师教学生写作文时常用的诀窍。无疑，“被”的重新发现和突兀地嵌入到当下语境中与英语教育的普及密不可分，或许学过十年英语的中国人还没学会如何开口说英语，但至少我们学会了英语的被动语法，并适当地改造了汉语的构成，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讽喻。

然而，被动句式的使用不仅仅是汉语欧化的结果，而是标志着“被”字句的民间话语对官方口号主动句式的反转和对抗。官方口号通常使用的是省略了主语的主动时态。如“为人民服务”、“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主语省略在现代汉语中主要表现为承前省略主语和蒙后省略主语两种情况。官方口号在语法现象上属于承前省略句，然而根据句法，它却没有所能共享主语的前句，因此严格来说它们都属于病句。当然，本文并不是一篇教读者辨识句病的语法讲义，而是要追问为何这些口号中都省略了主语？省略的主语是什么？

毋庸置疑，这种省略了的主语还原后所指向的皆是同一个主体，即党或政府。使用省略的作用在于该句的主语为不言自明之物或人。因此，官方口号的潜在政治含义在于确认并强化了主语的主体作为该句动宾成分的唯一合法性和不容置疑的位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正是通过省略了主语的主动句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不言自明性甚至不需要符合现代汉语语法。

而在上述“被自杀”、“被就业”等形式的被动式句法中，省略的不是主语而是动作发出者。将其省略还原后不难发现其与官方口号所省略的主语为同一主体。然而，把主动语态转换为被动语态绝不是一篇语法练习题。我们知道通常在下列三种情况使用被动语态：不知道谁是动作的执行者；没有必要指出谁是动作的执行者；只需强调动作的承受者时。

首先，自杀、就业、结婚等在语法理论和日常生活中主体不可能“被”的动作和行为却发生了，主体的确不知道谁是动作的执行者，他沦为一个被动的客体。我们的政治环境和教育理念一向都把主体，把“人”视作历史和政治“宏大叙事”的螺丝钉，人无法在其中获得自主权，有的只是对没有确定面孔的“人民”的颂扬。个人只是历史洪流中一个无法抵抗，只能顺从的角色。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动作的执行者是谁，即使知道也并不能改变“被”的命运，总之你只需按照输入的政令代码完成一段程序运算。

其次，确实没有必要指出谁是动作的执行者了。正如官方口号中不言自明的主语一样，在所有事件的背后都是那个不言自明的同一执行者。隐去了动作执行者一方面是主体在严厉的言论控制中进行表达的一项策略，也表现了动作执行者在主体的反抗中的不安，它必须借助于无所不在的关键词过滤机制，从而隐藏起自身的不洁。公共领域里的政治批评着实已经无需言明他批评的对象是谁，也无需使用隐喻、反讽等修辞来婉转表达。对付新闻联播里农民工“幸福”地数着钱，灾区人民“感恩”正确领导等叙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加上“被”字，就即刻撕破了其政治话语的伪装。

最后，使用只需强调动作的承受者的被动式也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官方口号的主动式语句中的宾语所进行的反抗。保留了主语的被动式，是将事件主体进行还原，然而当人试图重新获得了主体位置时，他却无奈成为了政治操作下的牺牲品。从宾语到主语，主体并没有获得任何权力，他仍然是一个行为被动的接收者，主宾位置互换所试图产生的权力关系的反转却在主动式反转为被动式时所抵消。这或许是所谓“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即使你是人，一个解放了的、拥有自由的人，但仍然逃不脱你被动的地位。

“被”与不及物动词搭配的奇异搭配，既是中国社会的怪异之处，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因此“被”字是中国史上最短的黑色幽默。在个体试图颠覆政治权力话语，扭转宏大叙事中主体人的被动地位时，他却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当我们不必再使用被动句，人重新占据主语的位置时，才能说我们是历史的“主体”。

至少，“被”是一种获取话语权的努力。

刊载于《1984先锋队》 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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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顺利完成，而且服务器空间到期。本博重新开张。

林志玲，无疑是该片最大的亮点，比起《赤壁》里演技的青涩，在《刺陵》里显得放开了许多，也更加游刃有余。因此，可以得★★★★★。

周杰伦，没想到他说话和唱歌一样吐字不清。由于没有字幕，我一直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看完之后都没搞清楚影片中他们各自饰演角色的名字。总之，感觉看周杰伦的电影和看他的MV，基本分不出什么差别。人情上给个★★★★☆吧。

陈道明，记忆中除了古装戏，陈蜀黍不管啥时候都一直戴墨镜的吧，真想不出来在漆黑的地下宫殿里，戴个墨镜怎么还能找到机关。没啥特别突出之处，给个★★★★吧。

曾志伟，真的不想在电影里再看到这张脸，尤其是那怪里怪气的腔调。若实在找不到配角，给他请个配音也好吧。看在他在《无间道》里不错的表现，给个面子★★★吧。

苗圃，我没看过她在《樱桃》里的裸镜，但在《刺》里的表现还不错。就是在沙漠之鹰的对决里，期待三角恋的冲突时，突然的切换有些让人来不及接受。这妞的表演也算是个★★★★吧。

植入式广告：导演没有信心依靠票房赚不回来成本么？非要在期间插播广告。以后拜托导演们别为了预算平衡就生生的强奸了观众，毕竟俺们花钱去电影院看的是电影，不是蹲在沙发前看广告间插播的电视。敬告导演：别拿植入式广告把刚刚培育出来的电影观众再逼迫到网络或盗版碟摊前。

最后《刺陵》也就是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