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inion:An Unofficial Observer

本文翻译自《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之《风格指南》（Style Guide）的网络版的

Some dos and don'ts

《风格指南》是为《经济学人》的所有记者提供的写作向导，相信对中国童鞋们的写作也会相当的有帮助的。

An：一般用在以发元音开头的词前(an egg, an umbrella, an MP) 或者在以不发音的h打头的词前(an honorary degree)，然而 a European, a university, a U-turn, a hospital, a hotel。但Historical这个词是个例外，其前应该加an，h不发音。

As of (April 5th or April): 最好用on(或after，或since) April 5th, inApril。

As to:通常会有一个比as to更合适的介词(there is usually a more appropriate preposition than as to)。

Bale: 在船上以及在干草场(in boats and in the hayfield)可以用，除此之外都要用bail, bail out。

Biannual: 意思是一年两次(twice a year)或每两年一次(once every two years)。避免使用。由于biennial也有每两年一次(once every two years)的意思，也最好避免用。

Bicentennial: 最好用bicentenary (作为名词)。

Black: 在英国in the black是指盈利(in profit)，但一些地方却是指亏损(making losses)。所以还是用in profit。

Case:高尔说“case这个词已经用到烂了，有时候它虽能省麻烦，但大多时候也该为那些松塌塌的文字负些责任。”一般你还是不要用它为好。像There are many cases of it being unnecessary还不如说It is often unnecessary， If it is the case that simply不如直接说If， It is not the case 就说It is not so就好了。

Come up with:试试suggest, originate 或 produce。

Commit: 不要说commit to，但当然可以说commit yourself to something.

-ee: employees, evacuees, detainees, referees, refugees这些是对的， 但千万别有这样的词attendees(those attending), draftees (conscripts), escapees (escapers), retirees (the retired), 或standees。A divorcee 指男性或女性。

Environment: 这个词一般很难避免，但并非是个好词。避免这样的短语：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he work environment等等。试着这样转述句子(rephrase the sentence)：conditions for business, at school, at work等。 Surroundings 有时也能这样用。

Fact: The fact that 通常可以缩减为That。

Former:避免在任何情况下使用the former和the latter的可能。它通常只会让人困惑。 

Gentlemen's agreement（君子协定）： 注意是复数，而不是gentleman's。 

Important: 如果某事很重要，要说出为什么重要以及对谁来说重要。少用为好。

Last: the last issue of The Economist 意味着它已经停刊了，最好用last week's 或 the latest issue。1996年代last year是指1995年，如果想说的是到你目前写作的时间为止的12个月，就用past year。past month, pastweek, past (而非last) ten years也同样如此。最好避免用last week，读者要是在你文章发行出版的若干天后读时就会糊涂。This week还是可以用的。

Lifestyle:最好用way of life。

Locate:这个词的所有形式通常都可以由一些不那么别扭的词来替代。The missing scientist was located就是说he was found。The diplomats will meet at a secret location要么就是说they will meet in a secret place或者是 they will meet secretly。 A company located in Texasis简单说成a company in Texas就好了。

Millionaires: 那个布劳涅公园（Bois de Boulogne）的女孩们认为millionaire这个词十分贴切地描述了那个在蒙特卡罗挥金如土的男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如果你希望用这个词，应该把这个词所指涉的那个人的收入（用美元或英镑）写清楚，而不是他的资本。 除此还可试试plutocrat 或rich man。
    注：the men who broke the bank at Monte Carlo是一首在英国非常知名的歌曲，后有同名电影和小说。歌词可见，不过好像是“过滤版的”。这里有原始“低俗版”的歌词
 
   
Move: 当你想表达decision, bid, deal或其他一些更精确一些意思的时候，不要使用move这个词。但用move却比用relocate好些。

 One: 避免用其来做人称代词。通常用You来代替。

 Phone: 可以用，特别是前面是mobile时。但保守的、一般的说最好使用telephone。

Photo:不能用，应使用photograph。 

Premier:作为名词，应当仅限于如加拿大的省、德国邦（Länder）和其他次于国家的州的第一部长等意义上使用。千万别把它看作是国家元首的同义词。

 Proactive: 并非一个特别好的词，试试active 或 energetic。

Problem: “问题”这个词的问题是已经被用烂了，以致于它也成了一个问题词（the problem with problem is it is overused, so much so that it is becoming a problem word）。

Proper nouns（本身的名词）: 如果名词有其形容词，那么就用它的形容词形式。因此，a Californian (而不是California) judge，the Pakistani (而不是Pakistan) government，the Texan (而非Texas) press。

Pry:还是用prise吧，除非你的意思是peer。

Relationship:这个长词最好用relations替代。 The two countries hope for a better relationship同义于The two countries hope for better relations。

Relative:当形容词用时还好，但作名词时最好用relation。

Rocketed：而不是skyrocketed。

Run: 在总统制的国家里你可以使用run来指参与竞选(run for office)。在那些议会制国家里要用stand（stand for office）。

Same: 使用的太多了。如果你的句子包含on the same day that，不妨用on the day that。

Sector: 试用industry来替代，比如用banks代替banking sector。

Simplistic:最好用simple-minded或naive。

-style:避免类似于German-style supervisory boards（德式监事会），an EU-style rotating presidency（欧盟式轮值主席）这样的用法。麻烦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Table:避免用作及物动词。在英国table意思是把某项行动提前，而在美国却恰好相反。

 There is, there are:通常是多余的。There are three issues facing the prime minister还是写成Three issues face the prime minister这样比较好。

Total:当名词用时没问题，但作为动词最好用amount to或add up to。

Venues: 避免使用，试试places这个词。

　　 20世纪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德国电影、小说等艺术甚至是哲学思想不能绕开的话题就是思考极权主义问题，无论它呈现为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还是苏 联笼罩下的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两种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个人自由在此间让位给了集体精神、民族精神，更是以此集体和民族的幌子压制个人自由。
　　 《朗读者》中汉娜作为一个文盲，即可看作是一个无法通过独立运用思考能力而只是乐于或惯于服从于组织、上级命令行事的人，经过米夏的引导开始识字而逐渐鼓 起勇气去运用理智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不就是康德对启蒙所下那个经典定义：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 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汉娜最终选择了自杀，很像 开完花就会枯死的竹，理智的决心与勇气这是她的成熟期。
　　 《他人的生活》里的魏斯曼从一首钢琴曲或一本诗集或一个喜欢的女人那里，获知了生活的价值所在，它不是要去忠诚于一个至高在上的国家，服从于一个无所不在 又全能的党，他在自己所能做的范围内，保护了异见人士摆脱极权体制的惩罚，而魏斯曼自己也摆脱了“自我招致”或“他人招致”的不成熟，决意去承担“成熟” 的责任，那就是他为什么听到“柏林墙”倒塌后表现出的无动于衷，以及在德国统一后继续从事一项低微工作的缘故。一本献给他的书或许最能象征着对其决心运用 理智的最高奖励。
　　 《再见 列宁！》讲述的是一个东德社会主义劳模克里斯蒂娜还在病床上昏睡时，横亘在柏林市中心的那道意识形态的围墙倒塌了，大量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品、人纷纷涌入民 主德国，集体工厂解散、工人失业了，而那个她曾为之奉献了一切的“民主德国”业已不复存在。这些变化很可能使刚苏醒的她再次受到刺激而陷入昏迷甚至死亡。 她的儿子阿历克斯为了病重的母亲，于是说服(有时用钱收买)了姐姐、邻居，母亲以前的学生、领导，并伙同自己的同事，“虚构”了一个不但继续存在的民主德 国，而且这个“民主德国”反而吸引了“联邦德国”的“难民”们纷纷前来投靠，最终还由“民主德国”统一了分裂的两德。克里斯蒂娜带着儿子为其虚构的这个“ 强大”的民主德国的美梦进入了天堂。

　　 对于克里斯蒂娜来说，与“列宁”所象征的集体告别，就不仅是件“痛苦”的事，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甚至可能在刚睁开眼睛时说了声“再见，列宁！”，就 又不得不在闭上眼睛时说声“你好，列宁！”。康德的主题以致无法在这个时刻让母亲鼓起勇气去承受，于是才有阿历克斯以及周围人士所精心布置的“幻象”，在 此伦理情感战胜了理性，毕竟除了阿历克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所可以承担的，这个母亲再也承担不起，让她在“不成熟”中幸福的死去是一剂儿子为她注射的“安乐 剂”。
　　 然而，对于希望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幻的“社会主义国家”下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也渴望分享这剂鸦片，他们是自由社会的祭品。这些人更愿意选择在集体主义下 做另一个“汉娜”，也更乐于挤进“国有企业”端一个金饭碗，而不是进拥挤的“人才市场”应聘。自由社会肯定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没有谁生下来就该承担这种代 价，就该是一个牺牲品。因此，让社会滞留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如果是愚蠢的，那么让一部分起承担起社会自由的代价就是没有良心的。
　　 而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该与列宁告别的领域告别他，却在不该告别的地方说了“再见”。也就是说我们还在继续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噱头对个人自由实施着侵犯，却又让那些“弱势群体”承担起了“改革”的成本。
　　 无论如何，让人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智而成熟起来，就需要引导他下定决心与鼓起勇气，并能承担起这项责任。而对于无法承担的人，社会需要偿付其自由的代价，这也是阿历克斯为母亲所做的。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P24）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逻辑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追逐个人利益和资本无限积累为目标，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场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领土逻辑则必定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由此在某一时刻，两者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逻辑又必须依靠领土逻辑，阿伦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因此，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两者之间通过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奥巴马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时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近日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题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

（英）哈维（Harvey，D.）《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

    电影《别人的生活》中，一位民主德国时期的国安特工魏斯曼，被安排去监听一位剧作家及其妻子的生活，想要找出他们反党和反国家的罪证，最终“良心发现”却成为他们的保护者。魏斯曼开始时同那位纳粹时期屠杀犹太人的“死刑执行者”艾希曼没什么不同，也和《朗读者》中那位集中营的女看守汉娜一样，都是对工作“恪守敬业”，生活上平乏无趣之人。在社会常态下，他们也和我们这些终日忙碌的上班族没什么不同，不是革命、反叛和质疑的态度，而是恪守敬业、对上级忠诚、倡导执行力才是管理者和统治者一直所赞赏的精神，也是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条件。
    在社会非常态下，比如极权主义体制下，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就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实际上，工作伦理和“平庸的恶”是同一个东西，区分二者的关键是他们所由以藉靠的制度环境。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工作者”即目标的执行者如何才能判别一个目标是恶的或者其带来了恶的结果，又如何能判定一个制度本身是恶的，从而对工作伦理和“平庸的恶”之间进行区分，以便在前一情况下积极工作而在后一情况下“磨洋工”呢？
    任何想要稳固下来的政制都需要一套科层化的体制，都需要众多平庸之人来填满科层上的各个空缺以便其有效运转。科层化的最终结果必然就官僚化，革命通常是用来治疗官僚弊病的外科手术，但革命成果的稳固又不得不借助于官僚化的管理工具，这就使原本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凝固成为不断重复、冷酷无情的工具理性主义，革命者只好不断革命。因此，一个维持社会稳定的体制下，具有反叛精神的革命力量总是受到压制的，而代之以恪守敬业的工作伦理来维持科层化的正常运作。
    在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一个目标往往是善意的如希图通过集中管理来实现“共同富裕”或者通过政治强权来实现“社会公正”，即便目的并非善意但以善意为口实如以公正的名义剥夺他人财产或者以发展的旗帜藐视人权。一种制度总会通过认同和强制等各种手段来保证其合法性。作为体制中的一个中下层执行者，一颗科层化体制下的“螺丝钉”，他们的确只是既肤浅又平庸的“好人”，他们也只是把在社会常态下被规训的工作伦理继续保持了下来。如果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华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还有雅克·德里达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治特别是暴政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都对极权主义、暴力和恐怖有相当程度的漠视，那么我们需要那些平庸者用怎样的智慧和道德来辨别这种意识形态烟雾？我想，这一点这才是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副标题“伦理的现代困境”的真正困难之处。
    如果把“平庸的恶”的论点推到极端，那就是要所有德国人都必须为“大屠杀”负责，同样，所有苏联人也必须为“大清洗”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在“平庸的恶”中纵容了这种体制，那么谁该为资本主义的暴行负责呢？每个人在这种体制下都在履行着同“平庸的恶”一样的工作伦理。最终，谁都没有为此负责。
    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说，任何集体主义无论它是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变种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来计划管理人类的一切事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极权主义，都是人必然会走向奴役的道路。如果个人对其行为及其后果不用负责，他必然就是不自由的，受到各种形式的奴役，沦落为各种权力实施保证的工具。福特主义（或泰勒主义）的工作伦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操纵工人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的“平庸的恶”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迷惑大众的意识形态。认识不到工作伦理和“平庸的恶”是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同一事物，就会对双方其中一种抱有幻想，人类社会只会在这两级之间摇摆。
    难能可贵的是，电影中的魏斯曼或是因为爱上了被监视者、或是听了一首钢琴曲或是读了一本诗集从而“良心发现”，脱离了“平庸的恶”而升华为“不平庸的善”。正因为在极权体制下，“不平庸的善”才难能可贵；也正是在非极权体制下，我们才颁奖鼓励这种善。如果魏斯曼是当代任何社会中的一位白领，是《革命之路》中的那位弗兰克，逃离或叛逆其工作伦理，都是幼稚的和不切实际的。那么，我们除了自己，还能指望谁呢？

    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规划”（project of modernity，哈贝马斯语）尝试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一种普世的、永恒的价值，把人从过去的宗教和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规划”的理念渗透至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城市规划与建筑上就是现代城市主义。以柯布西耶为代表，以《雅典宪章》为宣言的现代城市主义强调城市功能的分割，用单一化来消除差异，快速的交通流动，结果造成了城市与建筑的同质化以及“地方精神”的丧失。1960年代开始社会思想家以及城市规划实践者发起了对现代性的批判，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其说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如说是反对现代城市主义的教育与实践。在此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横扫各个领域来展开对现代主义的控诉，城市规划也不例外，那就是出现了后现代城市主义。然而，后现代城市主义对现代城市主义的批判却丢失了后者非常珍贵的东西，陷入了与其所批判对象一样的缺陷之中。南艾琳的《后现代城市主义》就是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反思的研究，她提醒我们不要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对现代城市主义的批判如此，对后现代城市主义的反思亦如此。
    艾琳回顾了欧洲大陆和英美各式各·样的后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并将其纳入到这段思想史的背景之中，提出了后现代城市主义取代现代城市主义“形式追随功能”的缺陷后，其自身的四个缺陷：形式追随想象、形式追随恐惧、形式追随完美和形式追随财政。其一，后现代城市主义主张对历史的拼贴和戏仿、主张保护地方的、历史的建筑，然而其主张回归到浪漫主义实际上却是对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真实情感和强烈情绪的肤浅、庸俗模仿，人们通过怀旧情绪所构建出的一副虚构的、想象的历史镜像；其二，在后现代城市设计下原有的公共空间迅速衰落，被雇有保安执勤的私人空间所蚕食，消费、娱乐代替政治成为公共空间活动的主题，安全是后现代城市设计对付恐惧的口号，街道上的监视器代替了雅各布斯邻里的眼睛，公共空间成了“全景监狱”；其三，后现代城市主义对审美的着重强调，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的反对，也是对政治的刻意回避，建筑师和规划师的“自我陶醉”掩盖了后现代城市主义的缺点及其对社会、政治环境的作用；其四，从政治的探讨中退回到历史的构建中，生产超现实或高度仿真的环境，后现代城市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弊病的产生过程，反而突出了它，它没有解答任何问题却自身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当城市设计屈服于市场的力量，他也就沦落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品。
    虽然如此，后现代城市主义仍然建设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作者提倡一种整体城市主义的观念，这是本书续集的书名。在中文版的致中国读者中作者简要的介绍了整体城市主义的五个品质：混杂性、联系性、多孔性、真实性和脆弱性。它不是要想现代城市主义那样去控制一切，而是准确的干预，这有些类似于凯恩斯主义对自由市场干预的观点。作者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总体规划比喻对一座麻醉中的城市进行手术的话，那么整体城市主义就是对一个完全清醒的和繁忙的城市进行的针灸，目的是清除那些沿着‘城市脉络’形成的阻塞物，就好比用针灸的形式或其他利用生物能的疗法，打通我们身体的能量阻塞点一样，这样的方法可以解放一个城市，刺激那些充满活力的社区，使之更有生命力。”
   
    PS：关于翻译
    中文版封背上评价南·艾琳“灵活地游走在理论与实践、城市设计与社会理念之间……”，因此本书可以看作是一部跨哲学、社会学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并为他们之间提供沟通的中介性著作。然而，对于关注城市和社会理论的读者来说，其城市规划和设计的部分让人有些陌生；而对于规划和设计专业的读者而言，社会理论又显得过于深奥。
    这样一部著作的翻译需要译者有跨学科的知识，而本书的译者张冠增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者，显然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知识的匮乏，让本书失色不少。随便举几个例子，如有一些书名，如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前后翻译不同有时是《公共人物的垮台》有时《公共人物的衰落》，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时译对了有时译作《思想意识到终结》，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翻译为《一维空间的人》等等。这些我都忍了，有很多社会学和哲学的专有名词那怕是随便Google一下，也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如175页将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s）翻译为“异位移植”，186页把“元叙事”（metanarratives）翻译为“全能解说”，228页把库恩的“范式转换”翻译为“示范性的转变” ，237页把吉尔兹“深描”（thick description）翻译为“厚重的描述”，最误导的是把能指（ signifier）和所指（ signified）译反了，分别译为所指与被指（139页）。这些有的是据大都是一般读者可以根据阅读经验来识别或者根据译者提供注释英文发现的错误，还有大量的错误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因此也没有给出英文注解，只能靠读者去猜了。另外，本书既然没有给出重要术语的英文注解，不知道把原书的索引表放在书后有什么用。
虽然理解译者的辛苦，让我来做全书的翻译可能还不如他。但是对于这些重要的专有名词作如此轻率的翻译而并没有给出做此译的说法，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这或许也反映了目前城市规划和设计专业大都专心于本专业的知识，而对于社会学思想缺乏一个基本的了解的一个侧面。

（美）艾琳（Ellin，N.）：《后现代城市主义》张冠增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